一、前言
根據CB Insights的定義，定義獨角獸企業主要包含兩個條件：首先是維持私營企業身分，未公開發行也未申請在任何交易所上市掛牌；其次是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儘管歷經美中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中國2020年在全球獨角獸企業表現仍亮眼，以CB Insights於2021年6月的全球704大獨角獸企業統計來看[1]，美國共有371個獨角獸企業，以數量計居全球第一；中國以138家獨角獸企業排名第二，美中兩國的獨角獸企業合計共占總數約72%。中國獨角獸企業家數的成長快速，象徵其創業環境已顯現出部分優勢。
部分現有研究指出，獨角獸企業的發展顯然是由市場主導，並非具體政策直接影響所致；然而，間接政策或對經營環境的支持似乎非常重要，例如減稅、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扶持、打造大學或研究中心等衍生基礎設施等。中國具有促進獨角獸企業發展的獨特優勢，涵蓋創業生態系統、政策支持以及獲取資金挹注、人力資本、創新和企業家投入等條件，並受惠於高投資報酬率與龐大內需市場，吸引全球資本家投資中國獨角獸企業。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獨角獸生態崛起後，近期中國政府將「共同富裕」列為重點任務，鎖定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及強調財富的重新分配。此後提出一系列產業整改措施，恐連帶限制獨角獸企業發展。例如，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於2021年2月7日，頒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以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也進一步於2021年8月17日再釋出《禁止網路不正當競爭行為規定》的徵求意見稿，針對互聯網巨頭「滴滴出行」、食品外賣平台「美團」以及互聯網龍頭「騰訊」等大型民營企業提出整改。相關動作突顯政策重點針對網路平台業者，希冀剝離並管控網路金融平台的跨業經營模式，要求金融管理部門回歸本業，斷開支付與其他金融產品的不當連結。另一方面亦須強化工業硬實力、建立產業自主，平定發展失衡的平台經濟。
本文首先以2020年的統計數據描述中國獨角獸企業於地區、產業分布與樣貌；其次，分析中國區域獨角獸企業崛起條件與大量浮現的可能因素，探討獨角獸企業地方集中趨勢，以及深圳的創新系統之樣貌。最後，總結研究發現以及中國推動「共同富裕」背後邏輯，如何影響獨角獸企業的發展。
二、中國獨角獸企業的區域與產業集中分析
（一）獨角獸企業的區域布局
中國獨角獸企業快速崛起，多仰賴龐大的內需市場成為發展優勢[2]。然而，不同城市群的獨角獸企業存在顯著差異，主要緣於當地人才的品質和數量、創新環境、政府政策、平台型企業的孵化能力等。例如，2018年2月28日下午，監管層對券商作出指導：若有生物科技、雲計算、人工智能、高端製造在內的四個行業獨角獸，應立即向發行部報告，符合相關規定者可以實行即報即審。這就意味著，上述四個領域的獨角獸不用排隊，只需要兩三個月就可以審核完畢。同期，深交所、上交所也要對「獨角獸」企業上市開設綠色通道。
此外，金融、科技與人才資源為發展獨角獸企業的共同驅動要素，而中國僅有少數城市同時擁有這些關鍵資源。因此，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數城市作為中國的頂級金融中心，同時亦兼具高科技領域新創企業的重鎮；而城市群人力資本外溢和市場整合，更塑造了中國區域創業空間聚集的優勢。
就獨角獸設立總部之區位觀察，2020年前六大獨角獸聚集城市依序為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南京與廣州，占全中國獨角獸數量比重達88.06%（表1）。這些區域的人才、新型創投資金和創新資源較為豐沛的少數先進都市。大致而言，在空間分布上，獨角獸企業數量總體由沿海向內陸、由北京向「南」逐漸遞減。
表1 2020年中國獨角獸企業城市布局
註：成都、青島、重慶、天津、武漢、金華、長沙、桐鄉、張家口、清遠、紹興、無錫、貴陽、新鄉，與嘉興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胡潤研究院發布2020年《胡潤全球獨角獸榜》。
（二）獨角獸企業的區域產業布局
本研究探討2020年中國區域獨角獸企業的產業布局樣態，按照胡潤全球獨角獸榜的24項產業分類，根據其家數呈現於表2。本文試將中國獨角獸企業的布局區域分為四大區，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大灣區（廣州、深圳與香港）以及其他城市，再進一步以產業領域別計算，用以呈現獨角獸企業在不同區域與產業的分布結構差異。
表2 2020年中國獨角獸企業領域與區域分布：企業個數
註：*含上海、北京、南京杭州與大灣區以外獨角獸企業；**以獨角獸企業估值為權重。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經濟研究院
首先，藉由觀察中國獨角獸企業的家數，可發現其獨角獸企業主要布局的8個產業包括：電子商務、人工智慧、教育科技、金融科技、物流、健康科技、共享經濟與傳媒和娛樂產業，此8個產業在2020年分別占中國獨角獸企業70.4%總家數。
其次，根據前述中國獨角獸於區域分布與產業優勢之分析，可歸納以下發現：就產業特性來看，中國獨角獸企業多集中於以民眾需求為目標市場的互聯網商業應用領域，且聚集於少數優勢區域。其中，先進製造業領域的獨角獸企業家數偏少，且區域布局也較分散。對於此現象，Lazarow（2020）指出中國獨角獸企業主要具有「邊疆創新者」（frontier innovator）的特色─身處矽谷等科技中心之外，並採取非傳統的偏好策略。在區域科技與資源相對不足下，其獨到的成功模式，源於提供當地市場所需的問題解決方案，與開發滿足當地市場需求。
不過，從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榜單分析，其仍多停留在商業模式創新，而非產業技術創新，代表近年商業模式創新若能有效解決中國產業痛點或滿足當地市場空白，即可在短期內引發市場格局巨變而異軍突起；但技術的創新卻需要更長時間、更多資金投入，還需承擔研發失敗的風險。因此，追求短期投資回報的商業模式創新，可能為中國市場較能接受的投資項目。同時可觀察到，中國的百度、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等少數超級明星標竿企業，透過槓桿其國內規模市場、高利潤和自然壟斷，以及過去較為寬鬆的監管環境，創造以有限資產致富加速匯集資金的「公式」。中國新興科技企業套用此一「公式」大量培育出獨角獸企業，多採用如數位平台等創新應用模式，在短時間內有效達到高估值。
另一方面，前述互聯網巨型企業亦扮演戰略投資者（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的角色，目前阿里巴巴和騰訊分別孵化阿里雲和騰訊雲，主要關注大數據和雲端服務；京東旗下的京東物流則聚焦人工智慧、倉儲機器人等。中國的互聯網巨型企業以其內部資源，培育相關領域創新企業，有其多角化經營與發展的企圖。但值得注意是，前述企業雖持續加大研發投資，但是其研發支出占比，仍大幅落後Google、Amazon等全球領先互聯網公司的創新投入。
（三）獨角獸企業地方創新系統：深圳為例
深圳相對於其他地區更有能力孵育先進製造領域獨角獸企業，2020年深圳擁有20家獨角獸公司，除了著名的無人機製造商大疆科技（DJI）外，尚有柔宇科技（Royole Corp.）、優必選（UBTECH Robotics）與碳雲智能（Icarbonx）等著名新創企業。柔宇科技是以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科技研究為基礎開發和製造柔性顯示器；優必選為機器人開發與製造商；碳雲智能則是基於人工智慧在數據分析中的應用，提供健康管理服務。
深圳之所以在獨角獸企業孵化上更為成功，主要原因是其具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提供新創企業在「創意」設計、開發、融資、人力資源開發、市場拓展、材料採購、生產管理等流程的支持，有效將創意轉化為業務。特別是對於硬體新創企業而言，這樣的生態系統是製造能力的關鍵來源，形成支撐眾多新創企業成長的生態系統。
另一方面，深圳的「加速器」在支持新創公司發揮作用，有效連接所需支持營運啟動過程所需的資源，涵蓋從資金、產品開發、設計和銷售，到IPO和併購的各個方面。深圳當地Hax Accelerator和RocketSpace兩個加速器表現最成熟。當地加速器廣泛使用商展和其他類似活動促銷新創企業，以便與相關投資、營運參與者建立或擴展網絡聯繫。加速器協助新創公司所建構的網絡關係，是支撐與加速深圳新創與獨角獸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Suzuki and Branch 2018）。
「產業引導基金」是中國大陸中央和地方政府為引導民間資金投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而創設的產業內融資平台，通常由地市級以上政府主導，聯合金融機構發起成立，大多以股權方式運作，少部分以債權方式投資。
2015年深圳市政府出資設立深圳市引導基金投資有限公司，2016年10月由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負責管理，是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政策性基金，其宗旨是要發揮市場資源配置和財政資金引導放大等作用，使社會資本投向創新創業、新興產業發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民生事業發展等領域。深圳引導基金目標規模為1,000億元，重點投資符合國家、廣東省及深圳市產業規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醫療、智慧裝備、節能環保等行業，展現深圳政府引導母基金的產業導向作用。
截至2019年6月底，深圳市引導基金承諾出資159支子基金，其中已簽約116支子基金，簽約子基金規模3,250.11億元，引導基金承諾出資1,373.45億元，實際已出資505.31億元，財政資金引導帶動社會資本實現放大2.37倍。另方面，2018年3月深圳市人民政府投資發起設立天使投資引導基金（天使母基金），委託深圳市天使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按市場化方式運營，為戰略性與政策性基金，目標是創建深圳的天使投資生態圈，形成以天使母基金為核心的天使投資基金群。截至2020年6月，天使母基金已主動接洽創投機構450家，實際決策子基金40多支，完成實際出資約20億元，子基金規模累計近120億元，引導約70億元社會資本參與早期投資[4]。
三、中國區域獨角獸企業崛起條件
承此資訊可知，中國獨角獸企業多集中在互聯網相關的多元運用等新興行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創新系統具資源集中優勢，且具有豐厚的金融、科技與人才資源，成為獨角獸企業的主要集聚地，催生許多與數位科技相關的新興行業或原創性新行業，但相對而言先進製造領域獨角獸企業數量較少。
（一）中國大陸獨角獸企業發展的人才要素
中國大陸獨角獸的成功，除了政府的政策推動和投資機構大量投入外，科技巨頭的成功故事在年輕一代流傳，企業領袖成為年輕人的榜樣，促進更多人立志成為成功的企業家，開創自己的企業。年輕一代的創業心態和行為獲得中國大陸文化的支撐，包括成就導向、容忍失敗、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社交網絡（關係）的重要性，是另一個促進獨角獸發展的重要組成。新一代企業家的出現，科技巨頭的領袖樂於擔任資源提供者，投資於有潛力的本土新創企業，以擴展自己的互聯網生態系統。科大型企業的領袖也是新創公司的導師和顧問，將知識經驗和社會資本資源傳遞給新一代新創企業。許多新創企業隨後發展成為年輕的獨角獸，透過獲取知識和外部資源、專有技術和資本加速大型企業的發展。
如前所述，BAT是本土新創企業的積極投資者，其中許多已經成長為獨角獸，部分更已透過IPO退出獨角獸俱樂部，例如阿里巴巴投資從事AI研發的商湯科技（AI）、智慧型手機研製與軟體開發魅族科技、百度投資網路影片平台快手等。
除了大型企業提供的機會外，另一個重要的人力資本來源是學成歸國的海歸人士，在回國後運用擁有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成為新創企業的中堅力量。而中國大陸政府亦在稅收、貸款和金融激勵政策面給予支持，吸引科學、技術和金融相關領域的海歸人士落地生根，亦促進了獨角獸企業的發展。
另以深圳為例，深圳所嘗試過的最重要變革是將研發的主體設置在企業內部，例如工程研發中心曾經給比亞迪300萬元科研經費，促進產業本身的研發創新能力，使企業本身成為研發的主體，帶動產業的創新與發展[5]。此外，根據德勤（Deloitte）研究機構（2019）發布的「2019深圳高科技高成長20強報告」引用深圳市政府統計，凸顯出企業在深圳科技創新當中的絕對主體地位，亦明顯與北京、上海以政策引導市場化的型態有所不同。深圳有90%的研發機構設在企業，90%的研究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的專利亦由企業申請。
與此同時，深圳還為最大移民城市之一，擁有敢於冒險的創業家精神，部分企業在金融危機、新科技發展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毅然投入創新研發，加快轉型的腳步，成為催生技術密集型獨角獸企業茁壯的來源，例如騰訊雲、優必選科技等，在人工智慧、先進製造、精密機器人等科技研發形成優勢。清華大學啟迪創新研究院、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培訓中心（2017）研究指出，深圳在上述產業環境氛圍影響下，擁有一批原生的全球化企業，是深圳邁向國際性創新大城市的直接證據。全球化企業在物、資、人的流動快速加劇，而其企業經營架構不再是上對下的管理關係，主要改為以網路式的全球經營模式為主。
深圳新創企業近年在高新技術領域大量浮出，大批的新創企業被深圳累積幾十年的產業實力吸引，而紛紛選擇在當地生根，深圳當地完整的產業供應鏈與國際化背景，也成為新創公司創新創業最有力的後盾，同時先進的生產性服務業也幫助當地企業成長發展。
（二）創業投資和私募投資基金盛行造就中國區域獨角獸企業崛起
由投資區域別來看，2020年北上廣深四地共有3,708筆投資交易，其中北京地區達1,535筆，為一線地區交易最活躍城市，上海、深圳、廣州交易量依序為1236筆、633筆、304筆，四地占全國總體交易量的47%。四地交易總額達944億美元，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年內交易額依次為355億美元、277億美元、182億美元、130億美元，占全國總體交易規模的53%，為孕育獨角獸的重要產地。
從一線城市的投資占比來看，近年一線城市的占比呈現下滑趨勢（見圖1）；而從投資數量來看，一線城市投資占比下滑，意味著二三線等地受到的矚目和支持程度有所提升。從近十年數據來看，一線城市VC/PE市場投資數量占比平均為57%，投資規模占比平均為58%。北上廣深四地無論是在交易量或交易規模，占比均超過50%，顯示一線地區的VC/PE投資活躍度依舊可觀（見圖2）。
資料來源：投中研究院(2021)。
圖1 2011-2020年中國大陸VC/PE投資市場城市規模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投中研究院(2021)。
圖2 2011-2020年中國大陸VC/PE投資市場城市數量結構變化
近年產業科技的獨角獸企業受到大量的關注，通常是年輕且具有高市值的企業。一般而言，多數獨角獸企業是以資訊科技為核心。本研究發現，中國獨角獸企業除了生態系統完善與否的因素，導致區域高度聚集外，在產業部門也有高度集中的現象。較為特別的是，與歐美獨角獸企業在產業布局的差異上，中國獨角獸企業在網路企業有亮眼成就，尤其是透過數位網路平台的創新應用為其主要商業營運模式，但先進製造業表現尚不突出。此現象主要歸因於中國在科技與創新資源相對短缺下，轉而運用本身龐大內需市場動能的策略選擇，加上百度、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等巨型網路企業以雄厚的資源培育新創企業，達到多角化經營的目的，為中國區域獨角獸企業特有的成功模式提供充足的養分。
四、結語：共同富裕恐不利對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
2020年雖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但獨角獸企業並未將其視為對公司影響最大的外部因素，反而是強化監管的措施引起獨角獸企業的擔憂。根據普華永道2020年的調查顯示[6]，新冠疫情僅對38%的受調獨角獸企業視為重大影響，位居第七（張磊, 符績勳 et al. 2021）；甚至有51%的企業認為其積極影響大於負面影響。然而，中國獨角獸企業認為未來1-3年對企業影響最大的主要因素依序包括政策與監管、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可看出當前中國推動的「共同富裕」與強監管政策不可避免對平台型獨角獸企業帶來衝擊。例如中國外賣平台巨頭美團於2021年4月遭到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反壟斷調查，其於2021年8月時表示現階段無法預測調查結果，但可能會被要求改變商業慣例或處以高額罰款。
習近平多次強調「共同富裕」意在鞏固民眾對執政合法性的支持，並調整30多年來改革開放政策經驗，從偏向美式經濟發展模式，轉向帶有社會經濟的德國模式，預期將加大干預企業營運與社會分配，協助當局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然而，「三次分配」所造成的「運動式」號召捐款行為，將對中國科技業產生廣泛影響，排擠可支配再運用之營收，阻礙企業未來的創新及營收成長。此外，中國參考的矽谷型的科技創業模式受各界的關注，但似乎忽略大量非科技、非資通訊與非平台經濟企業的重要性（Lehmann, Schenkenhofer et al. 2018）。過去中國為促進創業動能，推動各項「雙創」與「互聯網+」政策亦關照獨角獸企業的發展，但獨角獸企業無法完全取代隱形冠軍企業的角色。預期中國更著重於推動「共同富裕」與強監管下，政策思維將朝向「德國模式」，扶植製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強化工業硬實力、扶植自主供應鏈以替代外國技術，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亦有平衡產業發展過於傾向平台經濟的意味。以下「共同富裕」與強監管因素恐不利於區域獨角獸企業發展：
首先，中國大陸獨角獸的成功部分可歸功於政府過去寬鬆的監管環境，各類科技企業突飛猛進地成長，各項科技創新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然而近期中國大陸為調整社會經濟結構，針對平台企業所做的一系列強化對科技巨頭監管之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企業經營的秩序與規範，但過度的監管同時亦會扼殺產業創新的可能性。尤其科技巨頭為中國大陸獨角獸誕生的重要推手，在目前互聯網生態化的趨勢下，獨角獸企業已經成為巨頭生態的重要構成，中國大陸打擊科技巨頭的作法，不可避免對獨角獸的生態系產生影響，首當其衝便是平台經濟、線上補教、電子遊戲產業等已推出相關監關政策的領域。
其次，外資對中國大陸獨角獸崛起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且在許多大型企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阿里巴巴是軟銀集團的主要投資對象，中國大陸政府對其強化管理，成為軟銀股票下跌的原因之一。軟銀集團近期已開始規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增加投資，但中國大陸企業依然在其持有的資產中占一半左右，分散風險已成為當務之急。中國大陸短時間內強化監管及大規模裁罰的作法，直接導致避險情緒急劇升溫，甚至暫緩外資原本的增加的在陸投資規劃。在外資陸續轉移目光的趨勢下，亦會對資金需求甚大的獨角獸育成形成挑戰。
其三，中國大陸針對網路平台企業的監管打壓，恐扼殺其經濟最具活力產業的「動物本能」，遑論此後傾全力推動「共同富裕」運動以處理財富不公平的問題，還變本加厲擴大監管範圍。監管已成為政府用以社會改造的利器，再分配結合再監管將壓制驅動中國大陸民企活力的創業活動，並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下個創新驅動階段帶來長遠後果，此新路線與創業活動、蓬勃的新創文化、民企活力與創新等過去四十年最有力的經濟趨勢背道而馳。
綜上分析，研判短期在「寒蟬效應」下，中國大陸強化對整體社會的監管，多少仍會成為外商投資中國大陸市場的阻礙。且中國大陸似有意從互聯網平台「軟科技」走向積體電路、晶圓、人工智慧、量子運算等「硬科技」，建立強大且得以自主的工業能力。如何權衡「社會公平」及「科技創新」兩端的輕重，為中國大陸政府與新創企業未來須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亦是科技巨頭與獨角獸生態系是否能夠維繫的關鍵。
參考文獻
Bock, C. and C. Hackober (2020). "Unicorns—what drives multibillion-dollar valuations?" Business Research 13(3): 949-984.
Lazarow, A. (2020). "Beyond silicon valle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Lehmann, E. E., J. Schenkenhofer and K. Wirsching (2018). "Main Street Entrepreneurship and Hidden Champions: A Question of the Contex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vailable at SSRN 3104760.
Lu, Y., Q. Meng and Y. Cai (2018).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 & D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of “Unicorn” Companies: Based on the Financial Flexi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y Data."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6(4): 953-962.
Simon, J. P. (2016). How to catch a unicorn. European Commission JRC Technical Reports,.
Suzuki, M. and S. Branch (2018). Shenzhen’s Rising Startup Companies~What’s happening in the Silicon Valley of China? South China – Asia Business Report. Hong Kong Corporate Banking Department No.1, Mizuho Bank, Ltd. China ASEAN Research & Advisory Section.
投中研究院（2021）。投中統計：2020年中國VC/PE市場數據分析報告。投中研究院。
張磊，符績勳，鄺子平，朱嘯虎，劉芹（2021）。普華永道中國獨角獸CEO調研2020。普華永道。